正义事业的开辟和推进,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正义力量,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驳“唯武器论”时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2卷第46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版2卷第511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的过程,就是坚持和拓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过程。坚持这条革命道路,既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积淀;拓展这条道路,既需要有独特的战略眼光,又需要有牢固的群众观念。无论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阐释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识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的深刻道理,还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时所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都无须再做任何的注解。
延安时期,无论是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条文里,还是“西安事变”爆发后积极调停斡旋的行动中;无论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慷慨激昂的呼吁里,还是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的要求中;无论是在“百团大战”的浴血奋战里,还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激愤呐喊中;无论是在“重庆谈判”时艰巨复杂的斗争里,还是在“转战陕北”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们无不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进程中,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尽心竭力,在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方面所具有的顶天立地的正能量的。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扶正祛邪,培育和形成了正派的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取决于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延安作风,几乎是延安时期与延安精神的同义语和代名词。延安时期,在总结宝贵经验、记取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力主救偏补弊,力主治病救人,力主扬长避短,力主防微杜渐,力主推陈出新,使独特的价值取向与独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了一系列正派的作风。这种正派的作风,具有了地地道道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优点,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优势。这种正派的作风,包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相关联。1937年9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针对教条主义的问题特别强调:“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0页)1942年2月,毛泽东又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5页)不久,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再次强调:“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15页)1944年7月,彭真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整顿三风,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其基本方法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彭真选集》第74—75页)
密切联系群众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代表和实现正当的利益相渗透。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坎里,群众的利益真正无小事。一方面是明确承诺,另一方面在自觉践诺。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7页)1944年11月5日,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谈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问题时,明确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习仲勋文选》第9页)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开辟和推进正义的事业相促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真诚、友善、坦荡、高效的特征,没有遮遮掩掩、云里雾里的敷衍塞责,没有言不由衷、赞不绝口的趋炎附势。1941年6月3日下午,延安下起了雷阵雨。突然一个炸雷响过,把正在参加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四科科长李彩云当场雷电击打身亡。有人说出了“老天爷不长眼,雷公为什么不劈了毛泽东”的出格话。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后弄清了老百姓负担太重的原委。实际上,正是那句刺耳的骂声,才提醒了毛泽东,才警醒了中国共产党,才骂醒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民主政府,没有虚怀若谷的胸襟,没有从谏如流的气度,是不会从这句骂声中听出弦外之音的,是不会从这件事情中得到意外收获的。正因为如此,1944年9月8日,毛泽东才会在悼念张思德时说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的肺腑之言的。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保持和调适正常的心态相吻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化解了党的队伍里妄自尊大、忘乎所以的不良情绪,及时疏导了革命阵营内心浮气躁、好大喜功的消极心理,切实改变了统一战线中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错误主张。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到“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的问题时,结合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大的骄傲所带来严重后果“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8页),指的就是这样的客观情形。
艰苦奋斗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正面形象的树立和维护相渗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是具体的生动的真实的,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在至今仍然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歌曲中,无论是脍炙人口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所反映的生动景象,还是荡气回肠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所表达的质朴感情,都是人民群众被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为了人类社会的正义进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在艰难的岁月里,在艰辛的环境中,在艰苦的奋斗中,所展示出来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所感染,所折服。
从上述一系列的文字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身率下,正己守道,正视绳行,在培育和形成正派作风方面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正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