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拿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33页)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两段精彩绝妙的论述来说;我们再拿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的“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陈云文选》第1卷第143页)的正确观点来说,其精神实质都是完全一致、并行不悖的。都是在反复强调人们不要忘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即“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无论是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的“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1—332页)振聋发聩的论述中,还是从44年之后的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过的“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的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是能够充分地感觉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本清源、防“左”反右、惩前毖后,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正确理论方面所具有的光前裕后的正能量的。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凝心聚力,开辟和推进了正义的事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得益于其远大的政治抱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施展其远大政治抱负的过程,与领导、团结、动员和组织正义的革命力量来开辟和推进正义的革命事业进程相一致,与卓有成效、始终如一讲政治的党性原则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担负着特殊政治使命、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由特别政治纪律所约束的政治组织。从创立时起,这个政治组织就被赋予了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即不但要勤于而且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延安时期,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担当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前途命运主要角色并且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撼人心魄、正气凛然、正直无邪的政治历史大戏的重要时期。
经历过各种各样风险和形形色色挫折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重大历史转折之后,在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程度及其影响作用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背景下,终于在延安时期真正走出了弱小、幼稚、摇摆、迷茫、分歧、被动、失利的阴影,开始独立自主地观察政治形势、分析社会矛盾、抉择斗争方案、确定前进方向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当成统帅,作为灵魂。通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既能够观察得到、掂量得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清醒的政治头脑、远大的政治抱负、宽广的政治胸襟和独特的政治视角;又能够体会得了、把握得住,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具有的极高的政治鉴别力和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客观地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的过程中,其远大的政治抱负,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策略来运筹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纲领来指引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口号来展示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来规范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莫过于 “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则发展为“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向抗敌演剧队负责人曾经提出: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并明确指示要“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10页)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坚持什么,实质上就是坚持开辟和推进正义的事业;反对什么,实质上就是坚持抵抗和消灭非正义的势力。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说到要消灭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时,所强调的“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