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所面临的军事上的险境、政治上的窘境、思想上的困境和组织上的危境,一步步由强大代替了弱小,由成熟代替了幼稚,由清醒代替了迷茫,由坚定代替了摇摆,由团结代替了分歧,由主动代替了被动,由胜利代替了失利,从方方面面积聚着正能量,时时处处释放着正能量。正是这一系列智能高超、功能丰富、动能巨大、潜能厚重、机能协调的正能量,使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之庄严使命的过程中,在开辟中国道路、升华中国精神、聚合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之伟大斗争的征程上,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汤沃雪,如日中天,坚持和发展了正确的理论,开辟和推进了正义的事业,培育和形成了正派的作风,培养和选拔了正直的干部,在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在历史宝库里留下了一笔永恒的财富。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仰仗于其牢固的思想根基。
进入延安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遇到千差万别的突出矛盾,肩负千头万绪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再重蹈覆辙来机械地简单地从经典作家们的书本里、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和苏联革命的经验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千方百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使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进一步开辟了坚持真理、认识真理、运用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呢?怎样才能“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呢?那就是要正本清源,就是要痛定思痛,就是要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和交了的“学费”,就是要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经常化的理性思考、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那么,如何才能具有革命理论?决不能照猫画虎、囫囵吞枣;如何才能具有历史知识?决不能虚无历史、忘记过去;如何才能具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决不能闭目塞听、主观臆断。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从中我们不难悟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态度,就是最科学的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精神,就是最负责的精神。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追梦之路和圆梦之途。
改变思想路线、改善思维方式、改进思想作风,是巩固思想根基的基础性工作。首先就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论。如果把1941年4月7日,张闻天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五五学习节》一文中,针对学习中存在的那些“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空头马列主义者’”和那些“始终只能是在马列主义的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现象,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干部中各种具体知识的缺乏,是使党在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中发生困难,是使党的策略不会被灵活运用,是使党的原则指示不会被具体化的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47页)的问题,与42天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深刻的论述即“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联系起来看,这不仅是一种个人见解的偶然呼应,而且是一种全党共识的必然反映。